杨振宁是我尊重的科学家，尤其是他对母语的尊重与热爱让我十分感动。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，宣读他的论文，说英文无比流利的他却选择了用中文来宣读论文。一些英语不流利，但却在多种场合下，不时地冒两句“Oh ，my god”的人们，若知道杨振宁的选择，是否有一些反思呢？
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，语言是人与人理解、沟通的工具，是认识事物的工具；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。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，也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显著标志。
革命家、外交家周恩来总理，精通多国语言，但它在从事外交活动时，一直都是使用汉语表达。《最后一课》中韩麦尔先生说：“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们，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，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”在这里，语言不仅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，它成了人们的精神与信仰，它是一个民族独立的、主权的、尊严的象征。
生存问题是人们无法逃避的问题，但生存并不仅仅是活着，活着不等于生存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要进行语言的交流，语言的沟通，而坚持用什么样的语言沟通，这就是信仰问题。杨振宁先生和周恩来总理，他们有足够的外语才华，但他们在重要场合下却选择用母语表达，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坚守对母语的热爱，坚守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。“只要母语在，民族也就在，只要信仰在，民族就不会倒。”这也是韩麦尔先生的那句话的本意。
中国加入WTO后，中国要同世界接轨，作为世界语的英语，成为了我们的必修课。的确，生存这个问题是一个绝非轻松的话题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作为发展国中的一员，新世纪的我们拿什么去立足于世界之林？时代无疑会对我们的必备素质和生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学好外语更有利于去竞争，但这并不压抑我对母语的热爱。这是有关信仰的问题。我要学好外语，但我更要学好我的母语，这美丽、清爽、悦耳的语言，不仅是我在母体中就听到妈妈温柔的爱语，更重要的是它确定了我是华夏的儿女，确定了我的坚强和不孤独，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和我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，也确定了我人生奋斗的方向，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而拼搏奋斗。
